1896年的今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杜甫曾说“文章憎命达”，是说凡作好文章者，常命途多舛。郁达夫幼年丧父，家境窘迫，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读书历尽艰辛；感情上，与原配孙荃因缺乏感情基础而分道扬镳，后来与王映霞的结合也以悲剧收场。日军攻陷富阳后，郁达夫的母亲在家乡活活饿死，孩子早早夭折，长兄又被日伪杀害，他自己也流亡到苏门答腊……这些灾难迭加于一身，使郁达夫时时生活在痛苦之中。郭沫若回忆说，“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郁达夫遭逢这样的人生境遇，使得他的作品充满悲观主义色彩。因为他敏感、多情、自卑，所以他很少直接针砭时政、批判现实，而是通过对自我的剖析、个人经历的描述，借以抒发某种思想和情绪。正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又值世乱，生命涂炭，道义扫地，志士灰心，见时事无可为，遂转而为自我之寻究。”

比之像鲁迅那些常以犀利而理智的态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家，他总是给人以更多的“情绪感”，悲、怨、愤、欲、苦……种种抑郁之情。或是自怨自艾的嗟叹，或是对人情冷暖的唏嘘。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郁达夫如同他笔下许多的人物一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零余者”，他们与现实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剥开一层颓废的外皮去审视真正的内心，这是痛苦的，也是伟大的。他就是一块匪石，一生都闪耀着赤诚的颜色；他就是一位达士，多愁善感又顶天立地。

郁达夫笔下的人物是“以己之身，化彼之形”。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非常流行，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作家直率地在作品中叙述自我经历，且通常具有悲伤忧郁的感情基调。这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影响，正如他所一直主张的那样，“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的作品人称一般都是没有指向性的“他”，很多故事背景就是他自己所生活的日本，偶尔捏造一个姓名，也不过是给自己戴了副假面而已，其实还是毫不含糊的自我暴露。不论是《沉沦》里的他、《茑萝行》的我、还是《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里的文朴……这些主人公总是一副灰白色的面孔，有着高高的颧骨和深陷的眼窝，总是消瘦得可怜，不是穷困潦倒、就是自卑抑郁。《茑萝行》中主人公把自己的孩子称作“悲剧的出生”，恰恰是郁达夫自传中对自己的形容。郁达夫将自己的形象——至少是他所认为的自己的形象化作笔下的人物，写着他们的悲剧故事，也是对自己的剖析、讥嘲和怜悯。

郁达夫笔下的情感是“颓废有原，悲切有因”。曾有人评价他的创作风格“犹如林黛玉一样，有着一种“病态美”，不是正常的绯红，而是高烧、肺病过后凄惨淋漓的红晕”。他描写的景色乍一看是平和宁静，可又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愁云惨雾，莫不衬着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忧郁。这些人没有一刻不是苦闷的，没有一刻是不颓废的，他们脱离人群就在酒馆买醉，他们自我封闭却在妓院取乐，他们的情绪晦涩、悲愤，结局则通常为病重、自杀、或性变态、或更潦倒。这些人的情绪其实是一面镜子，映射着郁达夫内心的“自卑情结”。自卑情结的产生除了天生性格敏感的原因之外，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他没落的出身和凄苦的童年生活；二是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也受到严重的民族歧视，而郁达夫却无能为力，他的痛苦对时局无损秋毫，积郁久了便更加重他的自卑情结。因此，他的作品中的颓废、悲切无一不是自我情绪的宣泄。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达夫自然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读他的作品，常常禁不住要忧郁，这种人性深处的忧郁，不是张爱玲小资式的情调和疲倦，而是人性深处的那种痛苦，那种无助，满是血与泪的交融。

达夫一贯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他的小说如此，散文和诗歌更是如此。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谈到：“他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真挚，似乎还有一个及其虚弱的声音在向你求救，那是灵魂的无奈在低吟浅唱。”真是不刊之论。郁达夫毁誉参半的《沉沦》，就彻底袒露自己的精神苦闷，简直比罗梭的《忏悔录》，还要来得直接。

“我真正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我所要求的就是这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里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于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作者情感的一种燃烧。那种压抑在内心中对爱的渴望，像地狱中的魔鬼吞噬着诗人的生命，诗人的每一寸肌肤，都在燃烧，燃烧……

此情可待成追忆

郁达夫的第一任妻子是孙荃，虽是父母之命，但却正是达夫所喜。孙荃颇通文墨，旧体诗写得玲珑剔透，与郁达夫双剑合璧，龙飞凤舞。在达夫赴日留学中，两个有情人鸿雁传书，有很多的诗情和画意，流淌在盈盈一水间。

郁达夫甚至慨叹，“汝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爱屋及乌，郁达夫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发表，以假乱真，成为文坛佳话。由此可见当时郁达夫对孙荃的珍爱。

1920年7月24日，两人正式结婚。随后的六七年时间，郁达夫尽管经历了丧子之痛，但夫妻二人的生活充满甜蜜。只是这种丧子之痛，无疑加深了郁达夫的颓废。在《一个人在途上》中他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我至今还记得《一个人在途中》中，郁达夫打酸枣，龙儿穿着棉袍，跑过来跑过去接，接到了就咯咯的笑，接不到也笑个不停忧伤弥漫的场景。

1922年春，郁达夫要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虽非死别，但却是最痛苦的生离，郁达夫和孙荃两人携手和声填词《卖花声——送外东行》，没想到竟成为两人的绝唱。

风雨茅庐安如山？

郁达夫曾经对自己的好友孙百刚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荒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

1927年1月14日，奇迹来临，绿洲出现，郁达夫恰好在孙百刚家邂逅了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郁达夫和王映霞，一个是文坛才俊，风流倜傥；一个是西子再生，绰约多情。郁达夫自然一见倾心，再见倾倒，三见匍匐在地，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郁王传奇恋，世人称之为富春江上的神仙侣。

杭州本来就是盛产爱情的地方，许仙和白娘子断桥的相会，就在那里。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身上穿的正是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那个时候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郁达夫，何其负心也！

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时的喜悦和热恋，忧郁和彷徨，放浪和坦白，简直超出了世人的想象。

热恋期间，郁达夫突然出版《日记九种》，披露了他和王映霞相爱的种种细节，在上海滩引起轩然大波。平常人猜想，郁达夫此种作为，当是向世人申明，王映霞是我的，贴有郁达夫牌的专利商标。

《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个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独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剑，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会烧人，也不会伤人。”真正祸水的是男人，张爱玲看得最为透彻。她说：男人总要把好女人教坏，又想方设法的把坏女人感化好。郁达夫是不是如此？

192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宣布同居，当年郁达夫38岁，王映霞23岁。这对孙荃的打击难以想象。“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1936年春天，郁达夫携妻子王映霞奔赴杭州，建起寓所——风雨茅庐。

郁达夫的诤友鲁迅却对他说杭州不可居，并说湖上闷热、蚊虫多。也许是老道的鲁迅悟出了西湖“断桥”的谶语。因此特意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温柔富贵乡里的郁达夫对此付之一笑，说：我只是作家，先生却是战士。纵是战士，在这“花态柳情、山容水意”之间，怕也会渐生惰性，甚至颓废不振的吧。

郁达夫的《寄映霞》可以窥见当时达夫的心情：

朝来风色暗高楼，

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风雨茅庐建成后，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过了半年神仙眷侣的日子，半年后郁达夫远赴福建谋职。起初王映霞要跟随郁达夫离开，但郁达夫舍不得单身汉的逍遥自在，反复阻拦，引起王映霞的怀疑。

后来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也许是郁达夫处处留情让王映霞恼火，也许是小女子孤枕寒被的辛酸，王映霞在达官贵人的勾引下，终于红杏出墙，给郁达夫戴绿帽子的就是达夫的好友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郁达夫匆忙赶回家，路上抽签内容为：

寒风阵阵雨潇潇，

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郁达夫感到大难临头。回家后，果然王映霞态度冷淡，郁达夫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

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竟然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

不久，郁达夫又愤而在《大公报》刊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王映霞看到后，气得花容失色，后经友人调解，郁达夫登报说明自己神经错乱，而王映霞则不公开的写下保证书。至此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分道扬镳。王映霞只得从星洲孤身回国。

晚年的王映霞这样回忆：“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带着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早在1945年初，郁达夫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下遗嘱，把他在印尼的一切财产留给何丽有及其子女，而国内的稿费、版税、房产等，则全部留给王映霞所生的三个儿子。一代文豪，终于烟消云散，所有人生是非，都付与断壁残垣。

郁达夫好友刘海粟曾讲过一番话，最能反映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痴恋：“自从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回国，他一直抑郁寡欢，酒喝得更多，诗却写得没有过去好了。古人说诗文穷愁而后工，那是指精神面貌振奋的人而言。

达夫在南洋，虽在印尼和何丽有结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爱情，郁达夫直到死，心里只有王映霞。”

王映霞后来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2000年12月， 92岁高龄的王映霞在上海安然去世。

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对郁王悲剧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达夫太多情，却又像妇人那样多愁善感并且疑心太重”，“达夫是始终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

事实也确是如此，郁达夫1936年日记就这样写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郁达夫对王映霞得感情依然浓烈。但也许爱之深，必然苛求切，实事求是的讲，婚姻的破裂达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我们从以下可以看到一些痕迹。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发生矛盾，就直接卷铺盖回到富阳老家，以此来刺激王映霞。见到久别的妻儿，郁达夫分外激动。孙荃真是一个个性的女人，她虽然精心服侍郁达夫的生活，但却在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还有就是郁达夫到福州阻止王映霞去，是否有放浪形骸的某种隐秘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却让王映霞有被遗弃的感觉。王映霞甚至和普通女友交往，也要被郁达夫怀疑为同性恋，一旦像郁达夫一样离家出走，马上郁达夫就登报，闹得满城风雨。

更何况在战乱时，郁达夫把妻儿一大堆丢在老家不闻不问，最后，更是自己当初附庸风雅所结交的不三不四的达官贵人，趁着乱世占去了凤凰巢，王映霞当然有错，但却是可原谅的错。

在郁达夫的眼睛里，所有的女性都是可亲可敬的，个个都值得男人们去追求、去怜悯、去爱恋。

甜蜜的爱情和不幸的婚姻纠葛，既给郁达夫带来了甜蜜的忧伤，更给他留下了许多难以启齿的苦痛。但这二者的混合交织却不期然地成就了他那光辉灿烂的文学大业。

郁达夫的一生最能浓缩在他的一首名诗中。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