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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学没毕业，却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在台湾被尊为“博士之父”；他没有任何学历，但发明出风行全国数十年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为文化、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

他出版经验粗浅，却被近代杰出出版家张元济青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又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五任总经理；他曾“打算专从事于研究和写作”，但又以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身份转入政界，并官居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他是文化奇人，也是失败政客；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这个人生充满矛盾和传奇的人，就是王云五。

王云五于1888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泮沙村，以刻苦自学而纵横驰骋于商界、政界和学界，被誉为“有脚的百科全书”，一生充满传奇与争议。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至今已走过120余年，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而言，王云五是除了创始人夏瑞芳、灵魂人物张元济之外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加入，让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步入发展的又一鼎盛时期。

王云五晚年曾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但由于其政治上的选择，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知道王云五的人并不太多。随着两岸坚冰逐渐打破，出版界和学术界开始重新注意到王云五。这位一生建树颇丰、亦很有争议性的出版人，也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

无论怎样评说，王云五在出版界的成就和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在时光的流逝中，意识形态终将退去，而文化的意义会愈为突显，并将永存！”金炳亮在《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的引言中写道。

“新闻出版界尤其是做出版这一行的，应该都知道王云五，因为在前辈出版家里，他算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 对于资深出版人、编审金炳亮而言，王云五并不陌生。早在2006年，金炳亮就曾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奇人王云五》一书。之后，他对王云五继续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历经数年写就了《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育背景，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职业经历，兼具出版人和历史学者的双重身份，使金炳亮比旁人更能切近王云五的精神和内心世界，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生动、立体、全面、客观的出版家王云五。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行业史，还是探究出版乃至文化企业管理之道，该书都不失为一本难得的学术著作。

近日，时代财经专访了金炳亮先生，就王云五其人、本书写作历程进行了深入了解。而不管是书里还是书外，金炳亮先生对出版行业的熟捻与热爱溢于言表。也因此，其敏锐的观察对行业的发展亦不乏借鉴意义。

引入西方科学管理制度

时代财经：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金炳亮：王云五非常具有改革思维。他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知道这个企业出了哪些毛病，也能够对症下药。面对困难，他有动作、敢动作，敢于动真格。他也确实有管理能力。王云五所处的年代，大量的企业是传统的作坊式、家族式、家庭式管理，用西方的先进制度、先进理念去管理的企业非常少、非常欠缺。即便在现在看来，王云五的某些管理理念还是非常先进的。

王云五自己总结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发展的那么快，尤其是抗战时期屡遭劫难还能生存下来并持续发展，原因就两点，第一是“老板主义”，第二是科学管理。“老板主义”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也就是发挥主人翁精神。科学管理现在看不算什么，那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会计制度、目标管理、企业文化、人才引进和考核机制等等。

时代财经：说到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企业管理，你在书中着墨颇多，请问原因是什么？是否与您的职业经历有关？

金炳亮：有一定关系。研究王云五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非常强的思维能力、改革意识。

比如他做编译所所长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思考，写出一份《改进编译所意见书》，这其实就是他的改革纲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倒哪算哪”。

他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深刻认识到商务最欠缺的是科学管理，要使得工作科学化、制度化、流程化，不能拍脑袋决策。因此，他去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了半年，回来后宣布了2万余字的科学管理计划书。成为他管理商务印书馆的基本法。

现在看来，王云五在“科学管理”上的某些做法确实过于机械，也遇到了阻力和反弹；特别是编辑工作不太好量化，现在出版社也还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但我觉得改革的方向是对的。编辑（文化）工作固然靠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但文化单位的管理者还是要把工作尽可能地量化，不要靠拍脑袋。

时代财经：在您看来，王云五在管理上的做法，对现代的出版业和出版人来说有什么可取之处？

金炳亮：无论哪个时代，只要企业是完全市场化的，在管理上就有一些基本的、规律性的东西是共通的，比如重视预算、科学决策、管理制度化等。

在选人用人上，王云五曾说过：一个出版机构还是要读书人来组织。他选接班人的标准是：得是个读书人，得多读书，得像个读书人。

近年来，出版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书生气”做不了领导，某些出版社领导甚至以“匪气”为荣。一些地方在选拔出版社领导时，“多读书、爱读书”不再是一个重要条件，而更看重经营管理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市场给出版业带来的变化。资本市场总是要求出版企业要做大做强，出更多的书、赚更多的钱。不过，中央已注意到这个现象，这两年十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书规模有所减缓。

出版人的担当

时代财经：后人对王云五的评价多是“出版商”而非“出版家”，多少有一些贬义，您怎么看对王云五的这个评价？

金炳亮：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中，“商”排末尾、地位最低。改革开放以后，商人逐渐开始吃香，唯独“书商”一词，至今还带贬义。一提到“书商”，基本上会认为这个人惟利是图，为了挣钱什么书都敢出。

王云五天生就是个商人，“算盘打的精”，我认为将其称为出版商是没错的。我们要讨论的是，出版家和出版商是不是二元对立的？

我认为对现代出版来说，出版商与出版家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出版学科属于传播学，现代出版业属于传媒产业的一个范畴，出版物卖得越多，传播越广，效益越好。出版产业具有天然的市场经济属性。

现在文化领域、出版界还在争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我觉得这种争论意义不大，因为真的分不开。出版这个行业既是事业也是产业，肯定既要社会效益也要经济效益，这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文化行业对社会效益的追求较其他领域更为突出，因为它涉及人的心灵。

王云五做总经理时，商务印书馆很少出版言情、武侠、侦探类小说，因为他认为以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和品牌，没必要去赶那个热闹，什么赚钱的书都去做。这是他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智慧。从企业发展战略来说，这也是差异化竞争。其实商务印书馆能做的很多书，其他出版社都没有实力做。

时代财经：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供应教材和其他出版物。您怎么看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

金炳亮：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出版行业其实很小，全国才570多家出版社。如果只算出版社，从业人员可能就十来万人。即便加上新华书店系统、民营出版商甚至电商，整个行业的市场容量也就一千个亿左右，而一家龙头房企的销售额都超三四千亿了。

但出版行业虽小，它对社会、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却很大，这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都大力扶持出版产业的原因。所以，出版企业更应该追求的，是多出版几本能够留得下来、传的下去的好书。

时代财经：出版人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社会责任？

金炳亮：出版人恒古不变的一个主题是：出更多的好书。首先得是好书，其次要出更多好书。怎么才能出更多的好书？在王云五看来，就是质量上去、品种上去、规模上去，而定价降下来。

王云五在这方面贡献很大。民国时代与现今最大的区别是文盲很多、读书人少，但文化、教育已经开始慢慢下移。王云五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了这个变化和背后的商机，通过降低材料、人工等成本，出版大量廉价的书籍去满足这些新兴的社会需求。

王云五降低成本的一个做法是出版丛书。鲁迅先生曾批评王云五编辑出版的丛书是“到处拼凑”，可是王云五解决了读者买不起书，读不到书的问题。编辑出版丛书不是王云五的发明，但从他开始，丛书变成一个潮流。丛书出版，迄今成为判断出版业是否繁荣的一个指标。

王云五是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传统出版是面向精英阶层的，现代出版是面向大众的。它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真正买得起、读得懂。

为什么是王云五？

时代财经：王云五大概在什么时候进入您的研究视野？

金炳亮：这跟我从事出版工作有关。虽然王云五现在不太为人熟知，但新闻出版界尤其是做出版这一行的，应该都知道王云五，因为在前辈出版家里，他算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

我平时爱做点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直将很多业余时间用于出版史方面的研究，王云五就在这个时候进入我的视野。2006年我写了《文化奇人王云五》，之后这十几年一直着意收集这方面的史料、文献。

时代财经：继《文化奇人王云五》之后再写王云五，这次写作选择什么样的角度？

金炳亮：这本书是一本比较全面的王云五传记。我尽可能客观、中立地还原王云五的多面人生，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方面去解读他这个人。

当然这个并不太容易做到，因为做历史研究也有历史观，而历史观会影响对时代、人物、事件的判断，进而也会影响写作。我尽量写出一个真实、全面、多面的王云五。

时代财经：您的从业经历对研究王云五有什么帮助？

金炳亮：之所以大家还比较认可这本书、觉得还有点意思，我觉得与我本身是个出版人有关系。这本书既是写王云五，也是在写这个行业；既写的是历史，也写的是现在，因此读者很容易产生职业上、情感上的共鸣。

一个纯粹的院校学者对王云五的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局外人的观察，而我可能更能贴近王云五的内心世界。比如写他做企业管理、进行出版改革的章节时，我的代入感特别强，会联想到自己的职业经历和感受，能够真实地体会他当时的心境。

研究人物，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文献，结合自己的阅历、经历和研究方法，努力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只有这样带情感的研究，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比较好看。

时代财经：您的历史专业学科背景对您这次写作有何助益？

金炳亮：本科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种历史观，一种叫“论从史出”，即结论来自历史研究；另一种叫“以论代史”，就是先有结论，再去找各种史料来佐证。

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历史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从理论上说比较容易区分，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要“论从史出”，不能“以论代史”。

但在现实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容易，因为人们只愿意接受与自己观念相符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尽量避免以论代史、避免更多观念的东西。怎么做到呢？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努力研究事件、观点背后的原因，尽量还原事实。

时代财经：苦斗与壮游，您觉得王云五先生的“成功学”在当今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金炳亮：王云五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个偶像式的人物。确实，从世俗角度看，他的人生是很成功的：没上过什么学，但成为文化大家、名家；出身底层，一步步走到社会的高层。他的成功，是典型的“草根逆袭”故事，特别励志。而且，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复制的，比如他的苦斗精神，强大的心理修复能力，接受新事物的敏锐，特别敢想敢干，凡事身体力行，等等。

【著者简介】

金炳亮，198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2000-2001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访问学者。资深出版人，编审。曾获“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优秀中、青年专家”“广东省出版名家”等荣誉称号。业余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山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出版史研究》《中国出版》《中国编辑》《出版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