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财经

2月19日，“二胎概念股”走强，截至收盘，包括高乐股份、贝因美、爱婴室在内的多股涨停。这波涨幅或受国家卫健委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影响。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官网挂出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文件。内文称，该建议对卫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来自东北三省的多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呼吁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现在全面放开生育这一方向是明确的。”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2月19日对时代财经分析，具体到政策落地，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份，到底谁先执行尚未明晰，“地方是否可以小范围试点，目前也不太清楚。”

但对于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并不乐观，他对时代财经称：“全面放开生育不可能有效提升东北的生育率，作用或微乎其微。”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认为，恰恰因为当前人口的情况不容乐观，东北试点任重道远。“要扭转老龄化程度高、生育率低的社会性问题，不是简单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的。试点要施行政策的组合拳，摸索出经验之后在全国进行推广。”

全面放开生育的方向已然明晰

2月18日在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建议提案”的栏目中挂出《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时代财经注意到，该答复落款日期为“ 2020年8月26日”。时隔半年才挂出官网，此举意味甚浓。在丁金宏看来，这释放了某种政策松动或者继续深入改革的信号。

“这意味着国家在回应‘全面放开生育’时并没有表示暂时不考虑、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卫建委毕竟只是职能部门，并不是政策的决策者。生育政策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政策，本身是有全局性的，最终要国家层面的决定才能施行。”

回溯二胎政策的落地，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开启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与突破之路。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全面二孩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时代财经查询发现，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已经5年，但生育效果不及预期，从2017年至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甚至还出现了“三连降”。去年，经济学家任泽平等多次对外呼吁全面放开三胎，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去年11月初，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曾表示，“现在不仅放开三胎，更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归交给家庭。”

在何亚福看来，中国的生育形式已经愈发严峻。虽然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何亚福留意到，从一些地级市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2020年出生人口普遍下降10%以上，个别地区的出生人口下降幅度超过20%。

例如，根据丽水市统计局的数据，丽水市2020年出生22799人，比上年减少7041人，这意味着，丽水市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下降23.6%。2月8日，公安部网站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而《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2019年出生并已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同口径对比，2020年已落户的新生儿比2019年减少约15%。

“全面放开生育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归还给家庭。”何亚福称。

东北三省人口形势最为严峻

东北之所以成为试点，何亚福认为，很大程度上因为东北的低生育率状态比全国其他地区提前了十年左右。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近年来承担《东北地区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研究》这一课题，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近年来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位居全国倒数前五位。另据中央财经大学的数据，202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对于东北生育率过低的状况，何亚福分析认为主要有几大原因：第一，东北三省作为老工业基地，职工人数占人口比例较大，城镇化率较高。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城镇化率越高，生育率越低。第二，东北三省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超生”人数很少。第三，国营企业较多，职工普遍有社会养老保障，“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非常淡薄，导致生育意愿很低。第四，东北有大批年轻人口到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发展，导致东北人口中年轻人口比例较低。

近几年，东北人口严重外流叠加出生率低，使得东北社会老龄化严重，严重不利于经济发展。据去年12月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显示，1985-2018年间，全国（不含港澳台）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其中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三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打工人”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40岁，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正是由于人口与经济形势如此严峻，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去年全国两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东北为试点，利于全国推广

卫健委在回答人大代表的文件中提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内文提到，卫健委托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多次赴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开展专题调研，指导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做好人口形势分析，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明确目标和任务。

人口学家丁金宏向时代财经解读称，这些评估以及风险预测都是放开生育的前提基础与原则性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预估实施后的效果。在丁金宏看来，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不会导致爆发性的人口增长，相关的社会风险也不大，对缓解生育率低、老龄化也会有所帮助。

 “以东北地区作为试点，是急社会之所需，呼应了社会的发展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2月19日对时代财经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比较大。 以东北进行试点，可行性也比较强，有利于摸索出经验之后在全国进行推广。

但是王鹏认为，目前人口的情况不容乐观，要扭转老龄化程度高、生育率低的局面，不是简单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的。“生活成本、养育成本、养老成本，社会内卷化严重、双职工普遍……如何有一个良好制度给愿意生育的人以保障，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指出，试点东北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包括公共服务、生育、养老、医疗、卫生、教育、幼儿看护等；对于适龄婚育人口的社会政策支持，如更好的婚假、产假，生育补贴；是否给予多生育的家庭更多照顾，比如税收减免、假期、落户、住房保障等，这都是综合性工程。

而在卫健委答复中也回应了关于陈向群提到“加大对托育服务机构投入和幼师队伍培养”的建议。卫健委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我委组织开展‘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城企合作，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我委协调财政部等6部门对依托社区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免征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不动产登记费等。

经济起主导作用

近年来东北经济衰落，客观上加速人口外流，若是放开生育限制，能否助力东北提振经济？

丁金宏分析道，人口和经济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引导人口。“人们都是有市场理性的，经济发展好了，人们自动不会走，甚至会回来。”东北经济衰落主要还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活力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自然流动到经济发达的地区。他指出，“单纯把人口出生率提高，并不代表经济就会有起色。”

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也困扰全球多个国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城镇化问题专家对时代财经分析，有一定经济基础更能助力提高生育率。他以德国为例子，德国自从2000年之后，生育率一直长期在1.3徘徊，为此政府不断提高对国民生育的补贴，并收到良好的效果。“480天生育假期，18周岁前给每个月补贴，托儿班费用政府出，政策推出后，2017年生育率较上一年增加了7%。”

据公开资料，由于德国经济条件比较好，政府对于生育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每个小孩出生后每个月都可以领取折合1500元人民币的儿童金，可以一直领取到18岁，合共20多万人民币。而如果是贫困家庭，每个孩子还可以额外获得1000人民币的补助，同样也给到18岁。也就是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长到18岁，政府要给50多万人民币现金补贴。而且如果房子小，有了小孩后还可以领每年差不多1万元人民币的住房补贴，领十年，合共10万人民币。除此以外，有小孩的家庭也可以享受更低的税收补贴。 

据悉，在一系列刺激政策下，近年来德国的生育率已经回升到了1.5。据该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德国2017年约有79万名婴儿出生，较2016年增加7%。德国妇女生育约60万名婴儿，年增3%；非德国妇女生育约18万名婴儿，年增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