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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迁户贵阳:一座新兴都市的希望与阵痛

作者:黎文婕 实习生 陈佳佳 2019-05-25 16:40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落户贵阳。这座西南省会寄托着“新贵阳人”的希望,也面临快速发展背后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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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宜还记得14年前独自登上夜间火车时的情景。枕木沉稳,火车缓慢,窗外风景渐变。

11个小时后,他踏上新的土地,成为贵阳的一名大学教师,户口随之迁至贵阳。

他的故乡四川盐亭县距离贵阳市近700公里。他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少得可怜,全部的认知来自于一部名为《青红》的电影。在这部著名的“老三线”电影里,贵阳脏乱昏暗,潮湿阴冷。

从飞机上俯瞰,这仿佛是一座跌落在山脉之间的城市。同样身处西南腹地,它却常年难与成都、昆明齐名。除却连绵森林以外,它在人们眼中略显平淡无奇——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境。作为贵州首府,甚至不如相邻的遵义闻名。

然而,10年之间,贵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起重机与挖掘机日夜不停歇,成千上百、各式各样的高楼仿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玻璃窗户密集地连成一片,容光焕发。

伴随着从房地产业到大数据产业的飞速发展,贵阳的GDP也由全国末尾一路攀升。2017年,贵阳GDP增长11.3%,经济增速连续7年位居省会城市前2位。

但没有人才的城市,注定会失去发展的动力。最近几年,这座城市迅速加入“抢人大战”,多次放宽落户政策。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放宽落户的政策刚刚出台,贵州省、贵阳市两级联动,在人才引进和落户方面做出了新的部署,提出在2019年实施“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贵阳市则迅速抛出了“让大家来了都是贵阳人”的橄榄枝。

成果显而易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显示,贵阳已经成为中国60个外来人口数量最高的城市,排名第37 名,外来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68.3 万人,占比达到了14.55%。

2019年,发改委印发通知要求:2019年我国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样的政策背景,让“返回原籍”和“前往北上广深大城市”之间的第三条路更加通达。如贵阳这样的省会城市,迎来新的“人口增长点”。

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正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伴随着贵阳的城市化,他们以一个共同的身份——新“贵阳人”,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在那部讲述80年代贵阳生活的电影中,人们想着逃离贵阳。”但对青年万宜而言,走出故乡,走向城市,是多年的梦想。

在万宜出生的上世纪70年代,城市与农村尚存难以逾越的鸿沟。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差距显而易见,农业人口一度被视作”二等公民”。

自然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途径寥寥——考学、参军、招工或者婚嫁。

万宜自小便感受到城市户口的吸引力。在户口制度稍微松动的1980年代中后期,户口交易曾成为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在万宜所在的小乡村里,不少人“砸锅卖铁给孩子买一个城市户口”。

万宜的父母是清贫淳朴的乡下人,无力为孩子购买户口,只将“出乡村”的希望寄托于万宜兄弟俩。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执着,“要让孩子靠读书甩掉鞋上的泥土。”

万宜不负父母所望,于1993年考上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户口由此迁入城市。

在当时,这意味着“鲤鱼跃‘农’门”。户籍的“农转非”使万宜拥有了城市人的特权——各项票证的分配与就业等,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当时市场上的大米卖给农民是5毛,但卖给城市居民是1毛3分8。”万宜回忆。

1996年从绵阳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万宜曾被分配回盐亭县一所高中教学,并在此期间结婚生子。但城市对于万宜的吸引力却从未消退。

2005年的圣诞夜,万宜和家人告别,成为贵阳的一名大学教师,户口随之迁至贵阳。他是“新贵阳人”的先行者。

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冬季,万宜看见了《青红》里的贵阳——铅灰色的天空与连绵的山脉。这里的一切都尚待改变:马路远不如平原城市般”横平竖直”,弯曲狭窄,楼房低矮,农田连绵;即便是在当时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人们也难以找到平整大道,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踩上去,裹满黑泥。

“穷困与落后是显而易见的,满眼灰暗。“但万宜隐约感觉到,变化终会发生。

“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

2005年初到贵阳,万宜与同事在大学附近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1个月房租350元。当时,万宜所在的花溪区尚无高楼与商圈。周边的村民自发地在此开垦土地,修建低矮楼房,居民区于焉成形,错乱密集。

万宜曾将母亲接至贵阳短暂居住,母亲对贵阳的印象只有三个字:“脏兮兮”。

但变化正在悄然发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贵阳市政府顺势而为,于2006年开始一场雄心勃勃的城市化运动——颇具地方特色的一二级土地市场联动开发,拉开了贵阳市造城运动的序幕。

2007年,万宜决定让女儿成为这座年轻城市的居民,这意味着妻子和女儿将一同迁至贵阳。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当时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近一倍,户籍制度却仍然把家庭与他们的家乡捆绑在一起。

万宜的妻子周丽景为此感到担忧。这个土生土长的盐亭女人从未出过远门,在县城医院当护士,生活平静而稳定。二十余年的积累已让她拥有固定的交际圈与生活方式,她本不是个喜欢变化的人,“迁到贵阳,则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周丽景用了近半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反复衡量迁户口的利弊,最终离开了自己生活了28年的故乡,迁至贵阳。

万宜和周丽景认为,“为了孩子的教育,这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我们这个小家的户口需要在一起。”

在当时,按照贵阳“义务教育阶段划区招生、就近就学”的要求,万宜的妻儿将户口迁至万宜所在的花溪区,孩子则可顺利就读花溪第二中学——“一所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公立重点中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万宜用积蓄在任职学校附近买了一套新房。

周丽景在贵阳没有亲戚,工作繁忙的万宜忙得没有时间和她仔细介绍这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里,户籍页上印着的”贵阳“二字,对她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如同当时的贵阳一样,周丽景的人生也随处需要重建。考验无处不在。

在日益都市化的贵阳,人们难以通过”关系“得到工作,规则性得以强调。周丽景需要重新就业,从一名内科护士变为一名手术室护士,从编制内员工变为合同制员工,“饭碗没了保障”。工作压力骤增,却难以寻得原有社交圈的慰藉——迁至贵阳后,万宜一家一年只能回老家一次,也鲜少和家人通话,“当时的长途电话费太贵”。

整整半年时间里,周丽景郁郁寡欢。重建新生活与孩子迅速成长带来的双重压力,让这对年轻夫妻甚至无暇抱怨,忍耐成为唯一的解决方式。

“勤奋和耐劳,是故乡给我们打下的烙印。”万宜和妻子的努力之下,日子逐渐好转,他们意识到,迁户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万宜任教的大学里,越来越多外地学生报考并选择在毕业后留在贵阳;他们生活的地区将被贵阳政府打造为新的旅游景区,夫妻俩在这里买下了第二套房子,新的地铁线即将从小区门口穿过……

正如“新贵阳人”们所见,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世纪城、花果园、未来方舟等超大体量楼盘先后入市;行政区域几经变迁,城市迅速向乡镇扩张,四通八达的城乡公路成为连接乡镇的纽带,从飞机上俯瞰,一如从主动脉分叉开去的毛细血管。

但严苛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城市市区内,新式美丽建筑彰显着繁荣,满地的机会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工与外省人口;而乡镇却依然贫穷落后,千万农民以土地为生,年轻人们纷纷逃离。

在21世纪的中国,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城市户口的福利则由从原来的票证供应变成了包含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对于贵阳周边乡镇的人而言,在贵阳市里买房意味着崭新的机会——迁户至贵阳市,享受城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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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正在修建的高楼随处可见。摄影:黎文婕

家住遵义余庆县龙溪镇的刘云岩一家,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2008年,当贵阳首座超级大盘“世纪城”的售房传单像纸飞机般散落在乡镇的大街小巷,刘云岩父母当即决定按揭买房。

他们花掉积攒多年的积蓄,买下世纪城的一套120平米的四室,成为世纪城的第一批住户。刘云岩则得以迁户至贵阳,并拥有了在贵阳读中学的资格。

事实上,2008年是全国楼市的低潮期,贵阳也受大环境影响、楼市低迷,世纪城乃至整个金阳的楼盘销售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世纪城的团队为贵阳的地产界上演了一次教科书式营销战略:当时,世纪城楼盘所在的金阳区位于贵阳西北部——2000年初,贵阳市委、市政府为缓解老城区的拥堵,决定在老城区西北部的金华、阳关一带片区建设城市新区,金阳新区应运而生。12年后,它被“观山湖区”取代。

2008年的金阳区是被贵阳人遗忘的郊区,这里一片荒芜,人烟稀少,治安混乱,“出租车都不愿意去。”在贵阳生活近10年的出租车司机回想起当时的金阳区,仍然嗤之以鼻。少有人料到,这片老鼠乱窜的田地,将会被直入云霄的高级公寓楼与带玻璃幕墙的办公大楼环绕,“仿佛一夜之间的事。“

正因为贵阳本地人对金阳前景的不乐观,世纪城的销售团队将目光投向贵州各地市。根据此前公开报道,世纪城首期的销售份额中,外地人占近60%。

刘云岩的父亲因出生农村,曾吃过不少苦头,但丰富的阅历使他善于捕捉机会。自刘云岩出生起,他便开始做出租挖掘机的生意,还开办了一家小规模油厂,频繁奔波于贵阳与乡镇之间,他意识到“一定要将孩子推向城市”。从刘云岩读小学开始,他便开始为进城买房做准备。

刘云岩当时12岁,对城市”充满好奇与期待“。尽管父亲时常进城,刘云岩却少有机会从寡言的父亲口中了解城市的样子。

那时候,全国热映的《家有儿女》电视剧,让他看见了城市的一面,“那些故事和情节不会发生在当时的农村”。看见剧里的主角刘星喜欢上模仿摇滚歌手,吵着要去听演唱会。刘云岩连演唱会是什么都不清楚,“待在农村是不会有机会的”。

贵阳市则满足了刘云岩对城市的一切期待,他所在的世纪城此后迅速扩张板块,世纪金源集团投资逾130亿元打造出一片高密度住宅区,5000多亩的农田与荒地被欧式高楼取代,“贵阳市甚至为世纪城单独开通了一条公交车路线”。住宅区与大型购物中心仅一街之隔,写字楼与五星级饭店环绕于此。

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截至2014年,可容纳12万人口居住的世纪城已全部售罄。每到华灯初上,30余幢苑的灯火将北京西路的尽头照得透亮。

最为重要的是,学校与医院等公共配套设施也逐渐完善。刘云岩就读的初中与高中均是观山湖区内的公办中学。

为了解决入住世纪城社区居民子女就近入学,贵阳市政府在此创办公办世纪城小学,并于2012年开始招生。刘云岩的父母为了让女儿顺利就读世纪城小学并进入城市,刘云岩的母亲与妹妹于2011年一同将户口迁至贵阳。

同时,为了保留在乡村的的土地与工厂,刘云岩的父亲依然保留在乡镇。事实上,这是大部分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如今的选择——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有关人士此前公开披露:有7成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在城市长期居住,却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落户城市。

远嫁至贵州的叶沙没赶上这趟买学区房的快车。“那时候太年轻,事情到眼前了才反应过来。”2012年,叶沙将户口从黑龙江迁至丈夫老家贵州都匀。

办理户口迁移时,工作人员刚好是叶沙的小学同学,对方从窗口探出头,一脸惊讶,“迁到贵州,你疯了吗?”当时的贵州,在外省人眼里,“仍是落后的代名词”。

和丈夫领结婚证的当天,贵州下了一场暴雨,叶沙打电话给母亲,得知女儿要远嫁至贵州,叶母连着嚷了三声“完了”。这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婚事,在贵州办婚礼时,叶沙的父母选择了缺席。

“但是有的选择一旦作出,就很难再反悔。”叶沙硬着头皮开始新生活,“我的人生就此被划分为两段。”

最初,她和丈夫在贵阳火车站附近租房住。作为城市的一张名片,这里聚集着千千万万刚刚离开土地的新移民与精致世故的新都市人。“混乱得令人恐惧。”她说。人们乱扔垃圾,随意吐痰。

这样的混乱持续到2015年,贵阳政府花费83亿元,试图通过综合治理与棚户区改造,兴建一座崭新漂亮而高效率的新车站。

同一年,随着贵广高铁正式投入使用,贵阳进入轨道时代。城市每天迎来送往,子弹头列车在贵阳和其他城市之间以每小时三百多公里的时速飞驰,每时每刻都有新鲜血液注入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这让叶沙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好感剧增。婚后一年,叶沙怀孕了。当时,她脑海里就一个念头——孩子一定要在省会城市读书。

小孩满月后,叶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学区房迁户口。那几天,叶沙和丈夫跑遍了贵阳大大小小的学区房楼盘,最终选择了距离世纪城2公里左右的万科楼盘。

最主要的原因是,按照划区,孩子能在贵阳省府路小学读书。“这可是数一数二的学校。”买下这套房后,叶沙长舒一口气。

然而,摆在这群新“贵阳人”眼前的一个更为困扰的问题是——他们的父母难以融入贵阳,而年轻的孩子们则不再愿回到故乡。

相较于叶沙与万宜两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则更为迅速而自然地成为了“贵阳人”,在贵阳养成了天生的“贵阳胃”与“贵阳腔”,也熟悉贵阳的长天大地。孩子们鲜少去到父母出生的地方,也未曾有机会与故土的亲戚们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叶沙曾在2018年新年时带儿子回到黑龙江,当熟悉的风景迎面而来,儿子却只觉乏味和不习惯,“待不够一周就想要走”。

由于周丽景工作繁忙,万宜一家也很少回到老家。隔代之亲虽有浓厚血缘关联,可物理距离仍然在无形中使老人与孩子疏离。2014年,万宜的父亲与爷爷先后去世,万宜一家赶回老家,“悲从中来”。

那是万宜最后悔迁户贵阳的时刻,“如果我留在四川,不至于子欲养而亲不待”。

此后,万宜将母亲接至贵阳生活,但对于母亲而言,“她是农民,劳作已然成为一种本能,让她离开土地,她就仿佛失去了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座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异乡人的父母们如万宜的母亲,面对如大河奔流的时代,显得无所适从。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居住的小区与附近的菜市,“在贵阳,老人几乎只和我们交流,很难在外面建立新的交际圈”。

也正是在这一年,住在被称为“亚洲神盘”花果园的含章觉得自己被骗了。

2003年,含章考上贵阳的大学,将户口迁至贵阳,此后一直在贵阳生活。2013年,她花掉所有积蓄,以37万买下了花果园的一套两室并完成装修,“但至今房产证都没有办下来”。

这与花果园的建造背景不无关系。

花果园所处的位置曾是贵阳最大的城中村——彭家湾、五里冲棚户区。伴随着贵阳无法阻挡的城镇化发展,房租低廉的棚户区成为了当时进城年轻人的首选。根据2009年贵阳市统计年鉴,在这片区域租房居住的外来人口在8000到9000人以上,外来流动人口是本地常住人口的11倍。

在官方口径里,这里则曾承载了2万余户、10多万人的居住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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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园密集的楼群。摄影:黎文婕

在本地人的印象中:这里道路狭窄,摩托和三轮是唯一可见的交通工具;水管与电线混乱地交织,仿若苔藓蔓延;学校建在低矮居民楼内,悬挂的匾额被雨水冲刷出泛黄印记……

出租车司机们对这里避之不及,一家4口挤在20平方米的房里是常事;下水道不通,门窗没有一扇能关得严;日积月累,粪便满溢,臭气满街;没有垃圾清运站,各家各户将杂物堆满了门前,让人无处下脚。

2010年7月,彭家湾改造项目启动,拉开了贵州省最大的棚户区改造的序幕。当时的贵州省,城镇化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5年,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提速。

政府引入的开发商宏立城集团当年设定下改造目标,“建造1830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12条市政主干道,10大购物广场,150万平方米的商业开发用房,2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6大众圆广场,8所学校,若干所幼儿园,10万平方米的三甲综合医院等等”。

含章清晰地记得,售楼的工作人员曾给她展示了一张前景图,图上的花果园宛若贵阳城内的一座新世界,“那可真是好。”

2012年,贵阳市进行市政规划,提出未来五年云岩区拟投入 103个亿建 17万人口的生态新城,31 条公交线路开进花果园;南明区拟投入 6.2 亿元进行旧城改造,贵阳五里冲片区改造项目也随之提上日程。

2015年,花果园项目竣工。3年里,挖掘机铲除掉这片不堪的地衣,起重机搭建起一片奇迹般的新天地。

然而,略显尴尬的事实是,对于贵阳当地人而言,“花果园仍是一个尴尬的存在。”

这里常住人口达到50万人,集居住、购物、休闲、商务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超级大社区,虽然取代了破败的棚户区,却仍然备受指摘——它既是贵阳最热闹的地区,也是“脏,乱,差,堵”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当地媒体曾写道:“1900元两室一厅的房租,下楼就可以享受的衣食住行服务,以及1.5环的黄金位置,让这里成为了外来务工人员和小白领在贵州的第一站。”

据公开数据,贵阳南明、云岩中心两城区53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的常住人口超过200万人,人口密度高达37736人/平方公里,其密度甚至超过了香港。其中,花果园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高达87500人。

为了满足外来人口的居住刚需,贵阳的各大楼盘都在不断扩建与加盖,楼层越来越高,楼间距越来越窄。顺着花果园的主干道之一小车河路,沿坡而上,从十字路口观望,高楼窗口密如马蜂窝。含章调侃道,“晾衣杆从阳台伸出去,就能取走对面楼邻居家晒的衣服”。

更让居民头疼的是,买房过程中出现的许多不合规之处也被忽视——签订的购房合同与交房条件不符;房开建筑不符合规定;房产证久久批不下来……

“问题多了去了。”含章购买的两室正好背靠大山,且因楼盘密集,常年采光不好,她不得不将买下的房出租,自己重新租房。

从含章所居住的花果园R区走出,顺着延安南路一路驶入花果园的核心区域,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双子塔”映入眼帘。

在官方口径里,高达334.35米和406米的东西两座塔楼意义非凡,作为贵阳未来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和贵阳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在规划时就被赋予了“铭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的奋进贵州”的特殊含义,奠基时更被看作是“我国西部崛起的一个标志”。

这是贵阳市投资106亿元打造出总建筑面积约82.7万㎡的金融商务区,东临国家级长坡岭森林公园,南靠贵阳会展中心,西接市级行政中心,西南俯瞰观山湖公园,长岭北路及210国道南北纵向穿越规划区域。

如今,荧幕上的贵阳显然不再是《青红》里的那个破败小城,而是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的新兴之城。

不久之前,含章和朋友去看电影,荧幕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闪而过。含章的第一反应是,“贵阳的双子塔也是如此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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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的云产业示范基地。摄影:黎文婕

贵阳双子塔背后,一幢以“云产业示范基地”为名的大楼拔地而起。这样的大楼在被誉为中国“数谷”的贵阳并不罕见。2013年,贵阳的超级大盘开始堆积库存,房地产供应过剩,推动数据中心建设成为了贵阳发展的新路径。

2014年至2017年,贵阳开办3届数博会,成为华为、苹果的数据中心,戴尔、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国内外知名大数据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此。“云上贵州”,“数据铁笼”,“智能社区”管理等政府支持的数据项目更是吸引了很多企业来西部淘金。

2017年,贵阳市大数据企业达到1200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17亿元,大数据企业纳税额110亿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

但政府主导的市场需求带来了机遇,也助长了投机风气。在过去的几年里,贵阳市高档写字楼如雨后春笋般冒起,空置率却相当高。贵阳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贵阳全市办公楼投资39.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9.5%,市场整体面临着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顺着甲秀南路,穿出杨家山隧道,两侧的棚户区与新式商圈在贵阳的新旧城区内交错而立,常常能看见一侧为山岭棚户,一侧为高楼如林的景象。

事实上,这不过是贵阳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个贵阳雄心勃勃,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新兴产业与新移民们迫不及待地打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而另一个贵阳被困在旧有的脆弱躯壳里,即便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公共设施如交通却明显严重滞后。

世纪城、花果园等超级大盘因为经验的不足、规划的缺失以及对未来的不能预测,使得观山湖区成为易堵之“城”。

为此,居住在花果园,却需要到世纪城工作的含章每天早上出门都需要十足的运气。从地图上看世纪城,他的底部紧靠青山,其余三面分别由新区主干道金阳南路(客车站方向)、北京西路(主城方向)、及长岭南路(会展城方向)所包覆。

其中,北京西路,作为连接世纪城进入主城最快、最便捷的通道,成为世纪城住户最长选择的出行路线。

然而,随着世纪城住户的骤增及其配套购物中心、写字楼中人员的不断膨胀,北京西路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出租车与公交车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同从四面八方涌出的摩托车车流抗衡。上班族含章们只能在早出晚归的路途上,穿过正在修建地铁的路段,盼望着贵阳地铁网早日修建成形。

如今,贵阳双子塔附近,新的楼盘正在修建。环绕建筑工地的景观围墙上,印着诱人的广告语:“6横6纵市政主干道路网通达全城,很快的速度,才有很慢的生活。”

而距离贵阳600公里以外的盐亭县城,如贵阳一样同样受到城镇化的影响,年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之后,这里仿若空镇。万宜在一个午后和弟弟回到这里,决定翻修重建鲜少人烟的老屋。

他拍下许多照片,将它们悉数存入了一个文件夹——“回不去的故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编辑: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