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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 | “职业打假人”王海的24年江湖路,“斗士”还是“刁民”?

作者:综合 2019-03-15 20:56

20 多年了,不论假货怎么变,打假的王海始终没变。一副墨镜,一张看不透的脸。

我们赚钱只是个手段,打假才是目的。

——王海

又到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可以说这是属于广大消费者的节日,而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这一天也是极其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打假第一人”王海的名字再度被提起。也许很多九零后没有听说过他,但他曾经是国内不少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这些年,王海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其实现年46岁的他一直行走在打假的路上,至今已有24个年头。如今,他的微博认证的标签是知名法律博主,简介上写着“吹哨人,市场清道夫”。

那么,王海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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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第一人”

25年前,即1994年的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

第二年的3月,一个来自山东青岛的22岁小伙子到北京出差,在书店翻阅法律书籍时,他看到了前一年刚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的第49条规定引起了他的注意: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简单来说就是“假一赔一”,这意味着100%的利润。

只是当时大众普遍消费维权意识淡薄,年轻人想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于是他到北京隆福大厦,看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的“索尼”耳机。他怀疑是假货,于是买了两副耳机。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之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你知道这耳机是假冒的吗?”“我知道。”“知道是假的还买?岂不是‘刁民’?”后来商场只同意退回他第一次购买耳机的钱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买的10副给予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

数天后,那个买耳机的年轻人向消协投诉,最终在各路媒体的“帮助”下,得到了工商局责令商场赔偿的800元。那个年轻人就是中国职业打假江湖的“教父”——王海。

王海的这一做法在消费维权意识淡薄的年代迅速引起了轰动。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一些经营者当做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不可否认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49条,从此被大众所熟知。

那一年,22岁的王海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打假的目标绝不是牟利,要“为消费者服务,为人民服务”。

同年9月,王海再次进京,继续打假,主打的方向是商场里的假皮鞋、假皮带。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最高的时候他一周可以挣到8000多元。那是在一个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500元的年代,打假简直就是暴利。年底,王海获得“消费者打假奖”并得到奖金5000元,成为获该奖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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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产业化

戴着墨镜,保持神秘色彩的王海成为全国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的宠儿。1995年年底他被邀参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还应邀成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的座上宾。后来,他还与张瑞敏、吴敬琏、李宁、王石等人一起被央视定义为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赠送给王海的书上题写了 “市场清道夫”。

找假货,取证,公证,索赔,诉讼……1996年,王海将自己的职业产业化,熟读各类法律条文,熟悉各种行业规范,广建人脉,成立公司搭建团队专职打假。他的第一单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该公司每年要投入100万元打假经费却收效甚微。他们请王海加盟打假。王海奔走10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

几千元,数万元,数十万元,数百万元,王海在一次次打假行动中收入丰厚,有人说他是“打假斗士”,也有人说他是“刁民”。媒体的集中报道,不仅使得王海这一标志人物得以全国闻名,也让不少人嗅到了“职业打假人”这一职业中的商机。越来越多像王海一样的民间打假者、职业打假者开始出现。

201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消保法退一赔三的规定开始实施。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出台,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这些法律的出台,也成为职业打假人“维权”新的依据。

2015年9月,“史上最严”新广告法实施后,“最”“一流”“独家”“超”“100%”等绝对性用语,功效夸大,电商平台的满减活动不诚信等问题,都让新一代打假人揪住电商和卖家索赔的辫子。这一年,上演了职业打假人最后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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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生意”难做

收益越大,风险就越大。一些打假人士现场取证时遭到抵抗或者事后报复的暴力事件,令“打假教父”王海也有所惶恐,他最多的时候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打假公司招聘时甚至说,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大众脸才能 " 扮猪吃老虎 "。

王海认为,20多年一路走来,从本质上来说,消费者的维权能力没有太多进步。市场方面,制假售假的方式更加隐蔽,各行各业依旧有不少假货。

他觉得,打假已经越来越难做。一方面,造假变得更加隐蔽,他们取证难。目前他们大多数采取的方式是先购买,然后进行鉴定分析,再大量购入后进行索赔。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派卧底进入工厂打入取证,这种线索获得一般来自于厂家内部或者竞争对手。

“普通消费者要维权有困难,某些鉴定公司和大企业是战略合作伙伴,有的鉴定中心根本不给普通消费者做鉴定或者出具假的鉴定报告。” 

网购电商平台兴起后,王海紧跟时代的步伐,2014年组建了微信打假队伍,2015年又组建了电商打假队伍,可谓十分与时俱进了。据媒体报道,早在2015年,王海每年打假成本就有400多万,索赔金额千万,其中三分之一押在了电商上。

王海说,一些电商平台直接将职业打假人拉入黑名单,凡是职业打假人下单都不会发货,甚至一些与王海同名的消费者也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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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职业打假的法律法规也日趋成熟。2016年8月,当时的工商总局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 征求意见稿 ) 》,其中规定,“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这条规定被解读为职业打假不再受法院保护,虽然这个条例并未最终实施,但有时也被一些法院所引用。

2017年,最高法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5990 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称:“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这被外界解读为法律不再支持职业打假的牟利行为。

根据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18年,与王海本人有关的诉讼为25起,其中16起王海均败诉。有的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王海在第一次购买了相关商品后,第二次再次大量购入,第一次行为可以认定为欺诈,但后续行为不能认定。

王海说,维护消费者权益,只有制度改善才是根本出路,“这很有挑战性,也更有成就感”。

他希望从制度上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吹哨人制度”,即知情人士的爆料制度。

王海认为,作为知情人能够尽早发现问题,“吹响哨声”,大幅度降低监管成本。而对不遵纪守法的企业则可起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作用。要让行政罚款具有公益性,罚款的分配应该是一部分给举报人,另外一部分分配给受害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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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不断

职业打假人这一职业从产生之时就伴随着争议。有些人称他们为打假斗士,也有人称他们为仅以盈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甚至是“职业勒索人”。

但王海似乎对这种争议并不在乎。他微博签名曾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从最初的“打假斗士”、“市场清道夫”,到后来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近日他接受采访时又说,“那其实是媒体的误读”。王海说:“我们赚钱只是个手段,打假才是目的。如果是赚钱的话,还是做假货赚钱。我们现在跟踪的一个化妆品传销,才一年已经销售十多个亿了。我们实际上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非盈利项目在做。”

按照王海的计划,今年他们团队将主要聚焦食药品领域造假和传销、违规直销等领域,“计划花费100万左右购假 ”。

近一年多来,消费领域的多个事件不断通过网络挑动着公众的敏感神经。

“鸿茅药酒”、“五星酒店卫生乱象”、“权健事件”等等,这些重磅事件的背后,均无“以赚钱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的身影。在王海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虽然上述那些掀起巨大波澜的举报者在曝光丑闻的同时,自身也深陷旋涡。揭开“杯子的秘密”的举报者“花总”的身份遭泄露,并遭遇人身威胁,花总称“以后我应该不会再做类似事情,感觉没有余力了”。但王海似乎还对打假保持着热情,几乎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发布维权信息,声援打假人士。

可是,江湖已不再是那个江湖。

文章来源:时代悦读 编辑: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