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财经

武汉封城一月有余，城里生活停摆不前。继外卖小哥“组团”接送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上下班，让外界关注到一线抗疫者的出行困境后，近日哈啰出行在武汉投放供医护人员免费使用的电动助力车被紧急清退，引起一波舆论关注。

3月3日，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公告称，哈啰出行既未向公安交管部门办理上牌手续，也未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擅自在武汉青山区等多个区域违规投放1000辆电单车，严重扰乱共享单车市场秩序，被市民举报。

在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暂停运营的情况下，出行成为一线抗疫者的困境。据国家卫健委日前统计，截至2月18日，全国驰援武汉共3万余名医务人员，如何满足这些人的出行需求成为当务之急。据时代财经了解，除当地市民自发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力量，共享出行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从1月30日接到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电话求助，到3月2日被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约谈，强制聚拢后清退，哈啰出行在这32天里从“雪中送炭”到因违规被叫停，过程颇显尴尬。

如何协调疫情期间特殊出行需求和现行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认为，哈啰单车虽有违规，但考虑到企业动机与一般经营违规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应考虑特殊情况，给与特事特办，执政手法更为妥当。

“这大概率是疫情特殊状况下对共享出行行业的考验。”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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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出行难 共享单车解困

李晴是武汉市某三甲医院护士，自疫情爆发后就投入高度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因为住处离医院较远，平时李晴都是早晨五点多起床去坐地铁。“疫情期间一直有志愿者送医护人员，但是由于他们人力过少，导致经常约不到车，有段时间上班就不回家，去附近同事家住。”李晴在3月3日向时代财经说道。

在公共出行停摆后，民间志愿者最先意识到医护人员的出行困境。早在大年初二，武汉路路通志愿者白三金就开始投入到疫情爆发的紧急支援工作中。

“我们一开始组织了几个志愿群，主要解决市民朋友的医疗、生活物资、出行困难等问题，后来发现医务工作者的出行困难，然后组织了几个接送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车队群。”白三金告诉时代财经，类似名为“爱心义务接送医护人员群”的志愿群，人数几乎都是500人以上。

“全市保守估计有二三十个这样的群，都是普通市民自发组织而成，慢慢地形成医护人员一个群，车队一个群，每个群群主负责对接医护需求。”然而，对于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接送车队，没有收入，还要倒贴钱，让白三金和同事们很快苦恼起来。

抗疫工作千头万绪，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出行问题成了盲点。从大年三十开始，外卖小哥汪勇组团为金银潭医院做志愿服务上了热搜，抗疫者们的出行困境开始被广泛重视。

大概一月中下旬，政府开始调拨公共运力，分配给中心城区，缓解出行压力。与之协同的是，出行领域的企业也纷纷做出响应，滴滴、曹操出行、东风、首汽约车等共享汽车，哈啰、摩拜、青桔等共享单车开始加入抗疫出行服务的队伍。

1月29日，哈啰出行宣布对全国所有抗击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开放免费骑行。1月30日，哈啰出行的客服接到了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电话求助，“他们来电表示医院医护人员在出行上存在困难，希望我们公司能够予以支持。”

哈啰出行相关负责人在3月3日向时代财经透露，在接到反馈后，哈啰立即成立专班对接小组，并与江夏区疫情指挥部取得了联系，汇报了相关情况并请求支持。

2月4日，江夏区疫情指挥部正式出具批复文件，允许哈啰运输车辆进入江夏区。助力车逐步运至江夏区，正式开始提供抗疫人员免费骑行服务。

哈啰客服接到的电话来自白三金以及一些同行志愿者。接触哈啰之前，白三金带着志愿者坚持一个多月的出行服务对接，发现中短途的出行有迫切需求。

“之前在湖北十堰用过哈啰的电动助力车，很轻便，可以定点停车。哈啰宣布可以提供这样的免费出行服务时，就去问了哈啰。”了解到后期的维护和消毒都是哈啰来做，在志愿群里测试了需求后，有很多医护人员响应，白三金和志愿者们开始积极地在医院和哈啰之间搭桥，找到医院相关方拿到正式函件，寄送哈啰出行。

“我们是做志愿的，为企业做商业嫁衣我们是不会同意的。哈啰没有任何商业牟利行为，出发点是医护工作者的出行需求，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才选择推动这件事情。”白三金说。

投放之初，哈啰在武汉当地配备了运维团队，对车辆无差别消杀，包括车辆出库全方位消毒、清洗，以及对街头运营车辆不间断消杀，“我们每人每日平均都会对投放的车辆进行消杀，每天对重点区域的运营车辆进行消杀作业达数万次以上。”哈啰运维人员表示，在投放后的两三天内，医院百米以内的骑行量明显多了起来。

“雪中送炭”遇尴尬

然而，变化来得比想象中的快。3月2日，哈啰出行被武汉交通运输局约谈，要求立即停止违规投放。

哈啰出行方表示，在志愿者和医院的求助下，公司也争取到医院和当地疫情指挥部的正式函件。哈啰向时代财经出具的函件显示，2月4日，江夏区疫情指挥部正式出具批复文件，允许哈啰运输车辆进入江夏区。由此，助力车逐步运至江夏区正式开始提供抗疫人员免费骑行服务。

“哈啰助力车在湖北省的荆州市、襄阳市、十堰市、鄂州市等地都有投放。这次疫情期间，湖北省大多地方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但投放前与相关区的疫情指挥部申报过并得到了批准，怎么会违规呢？”哈啰出行对于违规投放也表示疑惑。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称，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哈啰出行在既未向公安交管部门办理上牌手续，也未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武汉青山区等多个区域违规投放1000辆电单车，严重扰乱了共享单车市场秩序，被市民举报。

来源官网截图

3月3日，时代财经尝试联系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当日值班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时代财经，目前武汉还尚未放开公共交通运行，为避免疫情传播风险，除了防控指挥部批准投放的车辆，鼓励一线工作者走路上下班。“共享单车是允许的，但哈啰有违规的地方。”问及违规详情，对方即挂了电话。

据悉，哈啰被迫清退后，不少医院和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的合作还在继续。当地一名三甲医院的护士向时代财经透露，自己所在医院和滴滴达成了合作，凭医院发的通行证就可像平时一样下单预约，免费上车，每次搭载一人。

被疫情唤醒，共享出行理性回归

对于哈啰“雪中送炭”引发的争议，易观数据交通出行业分析师宋谨认为，在武汉公共交通停摆的情况下，共享单车对于疫情中医护人员的出行是有很大价值。但从大背景来看，大多一二线城市从2017年开始禁止投放，需要通过公开招标等形式才能投放。“哈啰可以和政府商量，或者通过特殊时期的市长热线等反馈征求投放，而不是自己去投放。”宋谨说。

事实上，自诞生之初，共享单车经历无序投放期后，已经逐渐被政府纳入监管轨道。

早在2017年8月，上海市交通委对各共享单车企业下达告知书，明确暂停新增投放车辆，一旦发现将作为严重失信行为纳入企业征信档案，这便是“禁投令”的出台。

随后，广州深圳等各大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应管控措施。在2019年4月，广州再度启动共享单车指标投放，成为第一个采用招投标模式配额的城市。深圳则采取“总量控制+指标分配”的机制，拟定为共享单车管理立法，并且已于2019年12月举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立法》听证会”。

“哈啰出行确实存在违规的地方，因为《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规定，非机动车需要进行登记、上牌。另外根据《武汉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二十六二十七条提到互联网自行车管理，武汉有相应的数据平台，相应的车辆要录入平台进行备案，包括投放数量和投放区域都要跟政府签订的管理承诺书里有详细规定。”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接受时代财经采访表示。

“但是哈啰在武汉的投放并不是为了盈利而冒险违规。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的出行需求，出于公益的目的，所以跟一般的经营违规是要有所区别对待的。”岳屾山补充道。“˙至少可以给这些企业一个期限，比如疫情过后，再清退也更妥当些。”

哈啰出行2月6日披露的大数据显示，1月8日至2月5日期间，包括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在内的多个一二线城市，采购出行的骑行占比上涨约5%，求医出行骑行量占比提升（广州约4%），同时，近一个月3公里以上的骑行量占比增加，透露出部分用户用共享单车替代了此前的出行方式。

哈啰单车武汉城市经理马超表示，自疫情发生后，共享单车调度量最大的地方从写字楼、商圈、交通换乘枢纽，调整到了医院、社区。然而，哈啰出行被约谈事件后，共享出行行业的考验再次显现。业内观察人士认为，共享车企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持续磨合仍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