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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总体排名第31位，比去年上升15位，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好名次。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营商便利度的排名提高，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承诺。“中国的政府决心改善营商环境，研究需要做哪些工作，寻找主要约束的所在，凝聚公共职能部门的力量，包括制定法规的部门和推行法规的部门等等，这一切都让形势更好。”

这个承诺正体现在前一天公布的一份条例中。23日，国务院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首次我国为优化营商环境出台的综合性行政法规。

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海峰24日向时代财经表示，过去地方政府对于“营商环境”的内容还是比较模糊，“营商环境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改善营商环境？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理解，大家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

而《条例》正解决了过去政出多门、各个部门条例互相冲突，以及执法不协调等的问题。

10月24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向时代财经表示，《条例》比较全面地为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规定，“有非常大的法律效力和操作方面的意义。”

好不好，市场说了算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在23日的政策吹风会上指出，制定《条例》的其中一个主要考虑就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通过法治化手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有利于把微观主体发展动力更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看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最核心的还是看市场的反应，特别是看民营企业。”然而，王海峰从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观察到，企业虽然能感受得到营商环境的变化，但是企业的获得感普遍反映不是非常强。“比如，解决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地方也有一些配套，但是企业感觉不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根本性的好转，有的企业可能感受稍微好一些，但是大部分的企业感受不是特别明显。”王海峰向时代财经记者表示。

他认为，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但是具体到每家商业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没有一个具体的制度，使得政策无法更好地落地。“最近三年，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在针对外资企业方面，《条例》也提出了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要求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同等保护，完善商业秘密保护，绝不允许强制技术转让。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683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规模连续三年下降的背景下，我国使用外资的规模不降反升。

今年以来，中国也多次释放信号，鼓励外资的投入。目前，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已经减到40项，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减到了37项，制造业领域基本放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郭迎锋24日向时代财经表示，对外商而言，《条例》最实际的意义是提高了企业在华投资和运营的市场预期，这一方面会对企业在运营成本的核算上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会逐步推动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废除抵触条例

在会上，宁吉喆同时提出从三个方面更好地落实《条例》的实施。其中包括组织各级政府部门学习《条例》，构建“1+N”法规政策体系，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完善，确保与《条例》相一致，以及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就在国务院发布《条例》的同时，北京市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提出进一步落实的地方政府。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军在当日的座谈会上表示，北京将加快研究制定《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地方法规形式细化落实国家《条例》中的原则性规定。

郭迎锋估计，上海、广东以及发展势头较好的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也会跟进落实，但最应该抓紧落实的，应该是东北地区。

在去年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中，深圳、北京、上海分别位居营商环境质量指数前三。从区域来看，营商环境也显示出明显的地域差距。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30个城市中，50%位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其次为西部地区24%，而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只占13%。

“民营经济越发达，利用外资越好的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也是越明显。”王海峰表示。

在地方政府都加紧建设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周天勇认为，最主要是解决部门之间的不协调。他举例说，过去农业农村部支持发展大棚观光、大棚农家乐，企业甚至已经在工商局注册，但土地部门却认为这是违建，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所引起的。

“《条例》实际上是对政府的要求，要落实这个条例，需要部门的配合与国务院的条例对标，废除与国务院相抵触的地方法规。”

为更好的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郭迎锋也认为中央部委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部门之间都需要协调配合，“必要的情况下，建议可以设立高规格的‘优化营商环境’的协调机构，理顺部门职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