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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银基金众高管被爆欲集体跳槽一事，一时间在业界引起一片哗然。

今年4月，证监会官网上曾公开了一则受理信息，一家名为“景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新公募机构设立申请材料被证监会受理。这家公司由9名自然人发起。现在，这9名自然人股东的背景被“挖”了出来，其中居然有7人是银行系基金上银基金的在职高管和基金经理。

“‘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大有人在，但这样明目张胆，还是身处重要位置的高管和基金经理，性质太恶劣。”一名深圳的基金从业人员向时代财经如此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于基金行业来说，人员流动频繁不算什么大事。但今年这样高的更迭频率，加上上银基金一事，着实要让业内人士觉得心慌了。

一组数据，让人瞠目：

今年截至6月11日，公募基金公司有多少名基金经理递交了辞职信？89名。而去年全年的这个数字是151。不到半年时间离职基金经理人数已经远超去年全年的一半。

同样，今年不到半年时间发生了多少次高管变动？答案是127次，涉及64家基金公司，还有32家基金公司换“帅”。

这其中，银行系基金的状况尤为突出。

32家换“帅”基金公司有3家“双换”，都是银行系——工银瑞信，农银汇理和兴业基金三家公司是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发生了变更。

更有甚者，同是银行系的上银基金，包括总经理、督察长、基金经理等在内的7人在职状态下就私下单独设立公募基金。此事引起基金圈一片哗然。

但有广州私募人士对时代财经表示，“跳槽季”属意料之中。“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市场越来越开放，但这一年多来行情又比较动荡。无论这些人是主动还是被动跳槽，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你来我往”的江湖暗涌：

127次高管变动，89名基金经理请辞

Choice数据显示，今年截至6月11日，公募基金共有89名基金经理离职。其中，广发基金和汇添富各损失了5名基金经理，长信基金有4名离职，工银瑞信也遭遇了3名基金经理请辞。这些离职的基金经理中，有明确去向的暂时只有一名——原银华基金的哈默，今年1月从银华基金辞职后，5月10日正式入职中融基金。

华南一名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对时代财经表示，“今年以来听到太多‘某某离职了’、‘某某又跳槽了’的消息，也看到很多高管变更的公告。我们公司的人员变动就挺大。人员流动虽然挺正常的，但说实话，今年这样的现象让我有点心慌了。”

据时代财经统计，今年以来有64家公司出现了高管变更，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督察长、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等高管职务的离任、新任、代任及转岗等情况在内，变动共计127次。

这些变更的高管中，有一些是今年才被挖角的。

华商基金今年2月新任了一名副总经理吴林谦，吴林谦此前就职于华龙证券新疆分公司，任总经理，今年1月才离职。

宝盈基金今年3月新任的总经理杨凯，2月份的时候还是中融基金的总经理。

而宝盈基金之前的总经理是张啸川，曾在证监会工作10年。宝盈基金新任杨凯为总经理的第二个月，张啸川赴中邮创业基金任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上降了一级。

而在张啸川任职前的一个月，中邮创业基金也才走了一名副总经理。这名副总经理后面到了国融基金，也是任职副总经理。

跟张啸川一样拥有证监会任职经历的刘万方，2017年10月加入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今年2月调至朱雀基金任总经理，却不想还不到两个月就匆匆离去，跳槽至华泰柏瑞，任副总经理。

信达澳银4月30日新任的督察长段皓静同样拥有监管机构背景，其2000年10月进入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离任前职位已升至处长。今年“下海”加入信达澳银。

同样是4月，长城基金新任了副总经理沈阳。沈阳2017年11月从博时基金跳槽到浙商基金，仅不到一年时间，2018年8月就从浙商基金离职，今年1月加入长城基金。

还是4月份，民生加银也新任了总经理，为李操纲。而李操纲3月25日才以“个人原因”为由辞去鹏扬基金副总经理一职。

去年还是中信建投证券董事及副董事长的胡冬辉，也在今年4月出任了中科沃土董事长。

华南一名从公募跳槽至私募的人士告诉时代财经，一般高管离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高管要对业绩负责，如果规模或业绩没增长甚至出现下滑，高管的压力当然大。尤其是在行情去年不好、今年一季度又波动较大的市场环境下。”至于另外两方面原因，这名私募人士表示，“一方面是高管与股东层面可能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就是薪酬问题了，‘抢人大战’在基金行业也存在，没有谁跟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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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基金赚钱能力减弱

陷“金融脱媒”与银行子理财多重困境

在这127次高管变动中，像民生加银和中科沃土这样的换“帅”动作并不少，32家基金今年都发生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的情况。其中，工银瑞信、农银汇理和兴业基金3家银行系基金公司是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发生了变动。此外，同样是银行系的交银施罗德和民生加银的总经理出现了变更，上银基金则是新任了董事长。

不仅如此，此次统计的出现高管变动的基金公司中，银行系基金有8家。

银行系基金的人员变动大部分还是体系内变动。例如发生双“换”的工银瑞信是原总经理接任了董事长职务，而总经理一职是由工商银行派任。农银汇理也是由原总经理接任董事长职位，总经理则是原副总经理接任。兴业基金新任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人则都是去年11月从兴业银行过来的。

但总的来说，银行系基金今年并不安宁。

上银基金今年除了新任董事长外，还因“7名在职员工私下设立公募基金”一事受纷扰。上银基金大股东为上海银行，属第三批设立的银行系基金，在银行系里只能算是小公司。

银行系基金高管的频繁变动也或与业绩疲软有关。

银行系这些年一向是公募基金中的赚钱主力。但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规模，据Choice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银行系14家基金公司中有6家的总份额都出现了下滑。其中，工银瑞信的总份额变动幅度最大，下降了10.18%。而今年一季度总份额下降的基金公司仅占37.31%，大部分公司的规模其实都在增长。

再看看基金公司的利润排名。

2018年一季度时，利润排名前十的公司中，6家都是银行系基金，分别是建信基金、工银瑞信、中银基金、兴业基金、交银施罗德和招商基金。而今年一季度，前10大公司中，银行系遭遇“全军覆灭”。工银瑞信排在第12位，去年一季度总排名第2的建信基金今年已猛降至22名。

上述华南私募人士分析说，银行系基金出现疲软，或与这几年市场化水平提高和金融监管逐步放松带来的金融脱媒趋势有关。

所谓“金融脱媒”，是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供给绕开商业银行体系，直接输送给需求方和融资者，完成资金的体外循环。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主要金融中介的重要地位在相对降低，储蓄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间接融资并重转换的过程。

也就是说，投资者的理财观念加强，储蓄不再是理财的主要方式，而投资也不一定要通过银行，可以直接找到相关产品的直接供给方，例如基金公司。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出现后，“脱媒”现象更为明显。

所以，“本来银行系基金受到的监管就比其他基金公司严格，要同时接受证监会和银保监的双重监管，机制没有那么灵活。现在则是连原来最大的银行背景优势也被弱化了。”上述私募人士说道。

不仅如此，一名银行系基金的在职人员还对时代财经表示，“以前觉得有银行的背景，渠道不愁。但现在还出现了银行理财子公司，而且与银行的联系肯定更为紧密。这样一来，银行理财子公司与银行系基金两者之间如何差异化，理财子公司是否会抢占一部分资源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银行理财子公司来势汹汹。据公开信息统计，截至目前，披露筹建理财子公司计划的银行已达31家，包括6家国有大行、9家股份行、14家城商行及2家农商行。而8家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已获批筹建，其中工行、建行的理财子公司已开业。

单看工行一家，其理财子公司“工银理财”于6月6日在北京举行创新产品发布会，发布6款新规产品的同时，还透露“工行符合资管新规要求产品已超3700亿”。如此来看，银行理财子公司未来的市场规模大有超过银行系基金的态势。

前海开源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在今年2月就曾说到，“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将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同时也将加大资管行业的竞争，对于公募基金来说构成新的挑战。”

上银高管“骑马找马”

奔“私”不再是优选

而上述上银基金事件起于今年4月，证监会官网上的一则公开信息显示，一家名为“景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新公募机构设立申请材料被证监会受理。这家公司由9名自然人发起，分别是李永飞、王素文、栾卉燕、郑清丽、赵兰芳、杨锴、倪侃、史振生和田博。之后有媒体了解到，这9名自然人中的7名均是上银基金的在职员工，且职位都不低，有总经理、督察长、基金经理、子公司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截至目前，上银基金尚未对此事作为回应。

但人还未离职就已先作打算，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站出来指责上银基金这几人“缺乏职业操守。”此外，这样的行为是否违规，也一直存在争议。

“肯定是不提倡的，但监管层好像也没什么明确的规定说禁止这样的行为。而且之前也有先例，所以这几人没什么顾忌。”上述深圳基金从业人员与时代财经说。

该从业人员提到的“先例”，指的是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陈光明，在职期间申请设立新的公募基金睿远基金一事。据证监会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审批表数据显示，睿远基金2017年7月递交公募设立申请材料，8月份获证监会受理。而陈光明是第二年的2018年3月才以“个人原因”为由辞去东证资管董事长的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几年公募人员往私募流动不同，近年来私募的吸引力也大大减弱。陈光明设立的睿远基金是公募基金，同样，上述上银基金几名在职高管拟设立的也是公募。

对此，上述华南私募人士对时代财经表示，“2014年以后公募的设立条件放开，自然人也能设立公募基金，同时对私募的监管也日渐加强。这是原因之一。”

2013年12月，国务院《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对公募基金主要股东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主要股东为自然人，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在境内外资产管理行业从业10年以上的，可以设立公募基金。2014年6月，证监会直接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各类符合条件的主体申请公募基金管理牌照，支持专业人士持股。

而2016年4月，首家全自然人控股的汇安基金成立。之后自然人设立公募基金渐成趋势，而其中本就在公募行业的专业人士成为了中坚力量。有媒体梳理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有16家成立及获批的自然人控股的公募基金，这些基金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有12人曾在公募基金任职过。

此外，上述华南私募人士说，“相对公募基金来说，做私募的压力非常大，这几年行情震动太大，加上监管趋严，不少私募都没能存活下来。私募的薪酬也不一定比公募高，并不是人人都像外面所说的每年收入上千万，一个月拿一两万的也大有人在。而且这些年跳槽去私募的基金经理，包括王亚伟，在私募的日子也远不如在公募风光。”

所以，“如果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想单干，私募已不再是最优选择。”